编者按：2016年10月21日，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原江汉大学首任校长王千弓离开了我们。他在临终前留下“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不要送花圈、不要买墓地、不要留骨灰”的“五不”遗嘱，还将承载着老江大发展历史的物品、资料和书籍捐赠给了学校档案馆。今年，我校启动校史编撰工作，在查阅档案资料时，透过王老关于学校工作的个人自传等资料，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令人敬仰，值得学习。笔者通过进一步采访他的老同事、老下属、教师及家人，详细了解其生平事迹，整理成文，希望王千弓老校长开拓创新，艰苦创业，为党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鼓舞和激励我校广大师生在学校实现拼搏赶超，创建地方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征程中，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共产党员应该是革命者、改革者，不能当理论家、观察家。”原江汉大学首任校长王千弓以他走过的94年人生岁月，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奋斗精神。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从事艰难险恶的地下革命斗争，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中投身党的各项事业，王千弓的一生为党鞠躬尽瘁，这位高风亮节的老校长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上世纪80年代，本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原江汉大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孕育而生，王千弓以开拓创新、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一手创建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初期，采取一系列不拘一格的改革性措施，走出了一条“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双向选择”的办学新路，为武汉地区输送了一大批应用型人才，成为当时全国地方高校的一面旗帜。1984年《半月谈》杂志曾以“江汉大学首届270名毕业生成绩优良供不应求”列为湖北省1983年五大成就之一，王千弓时期的原江汉大学在地方高校发展史上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高教改革求实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荆楚大地百业待兴。一方面，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各类人才，另一方面，现有的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一所地方高校，大批量培养建设大武汉的急需人才。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受市政府委托，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王千弓，临危受命，勇挑重担，承担起组建原江汉大学的历史重任。
原江汉大学作为短期职业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在当时是新事物，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王千弓认识到，高教改革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冲破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他以超前的办学思想和治学理念，带领学校从国家实际出发，从武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在教育改革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学校对学生实行“走读、收费、不包分配、择优推荐”的原则，改变了传统大学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住宿、医疗费用上的统包和毕业后统分的做法，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竞争意识。王千弓认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校就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江汉大学培养的学生“基础要厚一点，知识面要宽一点，动手能力要强一点”。他把握办学方向，瞄准武汉建设发展的需要，学校按照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开办了大量应用型专业，先后开设了秘书、档案、法律、水产、新闻、日语、经济管理、市政工程、环境保护、学前教育、对外贸易、城市规划、服装设计、财政金融、畜牧兽医、美术装璜和电子计算机应用以及各类师范专业。
在学校组建工作完成后，王千弓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来”。他发动广大教师开展“提高教学质量”大讨论，调动教师积极性，组织干部、教师写文章进行研讨，让大家都来关心教育质量问题，共同献计献策。大家在他的带领下大胆投入各项教学改革，学校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同时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建立起早期实习、多次实习的教学实践制度。
除了在办学定位、教学上进行改革实践，学校在办学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既有3年制的专科普通班，也有2年制的专修班，各种短期进修班，非脱产的函授和夜大班，还有与武汉甚至全国的企事业单位、兄弟院校的联合办学、委培、定向招生、岗位培训等办学新形式。在师资方面，学校打破关门办学模式，建设了一支既有校内外专任教师，又有社会上有关单位专业人员的“双师型”教师组成的“专兼聘”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通过改革实践，学校的办学方式、培养目标等均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使得大部分毕业生一到单位就可以上手，用人单位反馈学生好用、耐用。当时沿海地区有企业还提前来校等着学生毕业，江大毕业生一时供不应求。学校在短短几年迅速发展，显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全国教育界的充分肯定。《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社会媒体广泛报道，称“江汉大学在挑战”，赞誉“江汉大学‘不捧铁饭碗’走出新路子”。教育部、省市领导先后来校视察，都对学校表示了肯定。1984年1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面介绍学校办学成绩和特点，对学校改革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媒体的报道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重视，1985年派员来校专题调研，编发简报介绍学校的办学情况，提交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极大关注。1986年，学校致信胡耀邦同志，汇报了办学取得的成绩，并恳请他为学校题写校名。胡耀邦同志看到书信后非常高兴，对转呈书信的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说：“这类大学是我国高教改革开放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并且欣然题写了校名。
在王千弓领导下，学校开创了当时中国高教改革的先河，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成为当时中央指导地方大学工作的典型。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时至今日，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可以看到王千弓的身影。
地方高校克难拓荒
原江汉大学的成立，可以说是当时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有限和毕业生由国家统分导致专业人才奇缺的紧迫形势所逼。1980年，市教育局从汉口第六十七中学、汉阳鹦鹉洲中学调出16间教室，抽调16位干部，市政府拨款16万元，江汉大学就从这“3个16”开始，从无到有，在四面八方的支持下，筹建起来。
由于办学条件艰苦，学校最初只在汉口和汉阳两个中学设教学点与几所高校挂钩，开设7个专业8个班，仅仅招收了284名学生，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于1982年将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武汉财贸学校并入，逐渐扩大了规模。
“江大的发展靠的是‘叫花子’精神”，王千弓在一次家长座谈会上曾这样笑谈。在艰难的办学历程中，热爱教育事业，被称为“勤奋的校长”王千弓多方奔走，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建校初期，学校办学经费不足，他上下联系，筹措资金。为了取得市里财政支持，他常常在晚上到政府有关领导家中去拜访，争取各级部门对学校的支持；他曾在大清早到财政局门口去“堵门”，只为尽早与负责人取得联系，为学校争取到经费。为建校舍，购置设备，他精心接待来考察的世界银行代表，为学校争取到同类大学中数额最大的208万美元长期无息贷款，用于修建实验大楼和图书馆。为了节约经费，勤俭治校，接待来校市领导，他带到食堂与师生一道吃盒饭；兄弟院校来访，他曾带去吃排挡，自己从家中拿酒招待客人。为学校增添海外文献，他多次在家中私人宴请香港华人杨志成，促成其捐赠成立藏书珍贵的“志成”图书室。
除了寻求外部支持，王千弓还倡导自力更生，从学校自身挖掘潜力。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能不能把学校后勤的车辆投入社会运营的问题，他以一句“可以把为我服务的车拿去用”，对此事表示极大的支持，并强调要通过学校内部改革开源节流，把经费更好地用于教学。
王千弓团结带领全体教职工在开拓中克难奋进，到建校5年时，学校已初具规模，有11个学系39个专业，在校生达3957人，还有专修班等非脱产学习及培训班学生约3974人。学校凭借灵活的专业设置，满足武汉经济社会建设多方面的需要，既体现出综合性，又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办好重点专业，学校逐渐办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一所以财政经济、应用文科为主的，兼有师范、理科、工科、农科的综合性职业大学，成为武汉市人才培训中心之一，武汉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全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职业大学。
在江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办职业大学。1984年，王千弓把全国同类型的37所学校负责人请到学校交流，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职业大学研究会，他担任第一任会长，与大家共同致力于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江大的办学经验向全国推广。
秘书园地悉心耕耘
曾在市政府担任秘书长，长期从事社会管理实践的王千弓看准秘书是各项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岗位，决定创办秘书专业。有人认为像秘书这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根本不能登高校大雅之堂,秘书工作没有什么学问可言。王千弓认为，秘书作为一种从业范围极为广泛的社会职业,有着丰厚的实践基础和悠远的历史文化底蕴。“怎么没有学问？开办秘书专业,没有错！”他力排众议，在全国率先开设了秘书专业。开办秘书专业没有教师，他亲自主讲《秘书学概论》；没有教材，他编写了几十万字的讲义。他以自身经历的秘书工作实践总结出来的精湛的秘书学理论，以及娓娓动听的亲历故事，让学生感觉新鲜且实用。
王干弓在秘书学研究园地，注重把个人智慧与秘书界同行的力量相融合。他与武汉秘书界的朋友一起，开展地方性秘书学研究；他与北京、上海等地的秘书学者组建“中国高校秘书学会”，开创秘书学全国性学术研究之先河；他与全国秘书界的朋友一起，推出了我国第一部秘书词典；与全国知名秘书学者共同组织召开了多次秘书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些，在我国当代秘书学发展的历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王千弓在学术研究中，与众多秘书界同行成为了朋友，在相互交流与共同探索中，形成的合力推动了我国秘书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1984年，他主编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被业界尊称为“当代秘书学的奠基作之一”，并被一些高校选定为教科书。该书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王千弓提出的“大秘书观”拓展了秘书学研究的领域，观点得到了全国秘书界的认同，在秘书理论界统一了思想。他的“秘书参谋观”从实践到理论上阐发了秘书参谋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被广大秘书界同行所接受。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王千弓多次向高层秘书部门呼吁并在多种学术场合提出，要注重企业秘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他主持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企业秘书》杂志；与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张克智一起主编了《企业秘书》著作。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他撰写了系列论文，对秘书学研究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主张。在离休后，王千弓继续致力于秘书学研究，在我国当代秘书学的创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王千弓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秘书界同行尊为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师益友。
光彩人生高风亮节
王千弓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早在1946年至1948年，他就在重庆、南京中央大学参加了地下党，之后，他以国民党法院法官的身份为掩护，活跃在武汉地下斗争中。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中，他练就了对事业的忠诚和临危应变的机警与干练。一次摆脱敌人的追捕脱险后，好心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放着安适的生活和锦绣前程不顾，而甘愿冒这坐牢杀头的危险？”王千弓回答道：“为的是国家民族最辉煌的前途。即使个人看不到成功的那一天，但那天一定会到来。”
解放后，刚建立的武汉人民政府需要王千弓这样熟悉情况、忠诚干练的年轻党员，他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放弃司法事业调入市政府办公厅担任秘书工作。从科长、处长，到市委办公厅主任，王千弓辅助过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任武汉市主要领导，他的才干和实绩得到领导赏识和信赖。组织上选送他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学习毕业后，他本来有留校任教或另谋要职的机会，但他离不开自己战斗过的武汉，离不开他钟爱的秘书工作，又回到了武汉市委办公厅。一些资历较浅,水平能力比他差的同事都晋升了。他仍甘守本份、勤勤恳恳地活跃在秘书岗位上。朋友们为他不平，他却笑着说:“红花要有绿叶扶。花和叶是一体的。把红花扶持得更加鲜艳，我们这些‘绿叶’也就乐在其中了。”多年后，他在秘书专业的讲台上，经常向学生强调“绿叶精神”。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王千弓更是把个人荣辱与对党的信念连在一起。他被批斗、挂黑牌、挨打示众、关禁闭，成为“专政对象”，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被遣送到农场牛棚“劳动改造”，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但他那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品格却丝毫未变。动乱过后，他又一次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办公厅。第二次解放的喜悦，重返秘书岗位的激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一心将10年的损失补回来。在过度的劳累中，文革中留下的伤病一起引发，他病倒了，大口吐血，死神几次走近他的床头。凭着对事业执着的爱，他顽强与病魔作斗争，坚强地活了过来。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又回到了秘书工作岗位。
在外人看来，王千弓大公无私，襟怀宽广，但在家人眼中，王千弓却有点“不近人情”。他的大女儿曾在市政府工作，因为工作出色又有文艺特长，很受领导和同事的喜欢。但王千弓不想让亲属受到他的庇护。在他的劝导下，女儿不得不放弃从政，调离到科教部门工作。在他的教导下，3个女儿都从事专业工作，靠着自己的努力成长进步。小女儿出生在文革期间，小时候无人照料，病魔缠身，在30多岁就离开人世，当其所在单位送抚恤金到家中，王千弓以女儿长期生病休养没做什么贡献为由，将抚恤金退给单位。市政府按照职级调整住房，王千弓带着老伴去看房，结果当看到有人为分房产生纠纷的情景，他对老伴说道：“咱们回去吧，不要了。”继续回去住85平方米的老房子。担任校长时就经常自己骑车上班的王千弓，在离休后马上提出不再使用为其服务的小车。王千弓就是这样，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
2016年，王千弓临终前明确提出“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不要送花圈，不要买墓地，不要留骨灰”，并留下遗愿，将承载着老江大发展历史的物品、资料和书籍捐赠给新江大档案馆，让它们发挥出价值。当年10月21日，王千弓因病逝世。
历经抗日救国和解放前期地下斗争，长期从事市政府的秘书事务，任市蔬菜局副局长期间改进蔬菜供应机制，有效保障居民生活，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办原江汉大学，晚年任市政协副主席，在人民政协事业上发挥余热，王千弓的一生是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发展与党的事业需要紧紧连在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终身。
王千弓开拓创新的创业情怀、探求就里的求实精神、高风亮节的优良作风是他留给后人巨大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从王千弓老校长的创校史中汲取力量，本着“立德、致用、兼容、创新”的校训精神，借复兴大武汉的东风，不断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实现内涵式发展，创造江汉大学新的辉煌！ （赵 明）
